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  法律确实能够进入乡村并改变乡村，哪怕是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村寨，即便缺乏正统法律训练，但“遇事找法院”的朴素司法理念确实正在深入人心。

  云南省有26个少数民族，是我国少数民族居住最多的省份。其中有的是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，有的是从奴隶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，有的则是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。

  可以说它是一个人类社会形态的活化石，因此，各个学科的学者都不辞辛苦地来到云南，跋涉千山万水，走进千寨万户，从各个角度寻觅人类的历史足迹。

  我多年教授中国法制史，从1983年发表《龙山文化乱葬坑尸骨身份探析》第一篇论文开始，就一直努力通过引用云南少数民族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资料，来解读先秦中原华夏部族的一些制度之谜，不断地周游于云南的许多少数民村落，观察它们是怎样跨越式地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洪流中的。

  后来，脆动员我的云南籍学生按照我的思路，“子承父业”地接着干。其中杨蓉同学最为认真，利用做兼职律师的机会，收集大量司法实践素材，撰写了《律师日记》，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

  我觉得这是一本云南少数民族跨入法治社会的原生态样品，也引发了我撰写《中国乡村法治现代化调研报告》的激情。

  从统计数据分析来看，在中国政府积极地推进城镇化之前，大约80%以上的中国人住在农村里，在一个个相对紧密内聚的村落内，出现纠纷之后，一般都由村落里具有威望的人士出面和主持，听取、考虑纠纷当事人的观点，最后结合当地的民间“道理”，以照顾争议方的人情和妥协为目的，用“赔礼道歉”、口头承诺或书面协议，甚至是共同聚餐等方式来赋予解决方案一种仪式化的确认。

  但是，随着城镇化的迅猛发展，村民因为务工等途径的开拓，逐渐摆脱了空间束缚，在“农村城镇”的来回迁徙中，纠纷发生后，基于经济成本核算以及司法权威认同感的慢慢地加强，更加青睐于司法裁判的救济。那些将“农村特殊化”放大的城乡二元对立理论和论著，已经不能分析解释基层司法实践现实了。

  法律确实能够进入乡村并改变乡村，哪怕是语言不通的少数民族村寨，即便缺乏正统法律训练，但“遇事找法院”的朴素司法理念确实正在深入人心。换言之,群众对社会主义法治的认同和信赖正在生长，当然，正在生长不等于已经长成。

  虽然乡民现在遇到一些纠纷会积极地寻找律师、法官，但律师、法官毕竟是陌生人，作为当事人，怎样和律师、法官建立信任关系呢？“律师、法官会不会好好帮我们？律师、法官会不会欺负我们？”

  换言之，怎样把乡民长期身处熟人社会所形成的那种信任延伸到律师、法官，这是迈出打官司的第一步。调研下来，乡民主要采取两种手段，一是一定要和律师、法官先吃一顿饭，二是一定要把家里较好的东西送给律师、法官。可能有人会说，城里人现在对律师、法官也会这样做呀。

  城里人请律师、法官吃饭、送东西，出发点是觉得律师“性本恶”，不给律师、法官好处，律师、法官不会认真帮你做事的。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。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”。有事就去打点，事毕之后则如同路人；乡民请律师、法官吃饭、送东西，出发点，是觉得律师、法官“性本善”或通过一定周旋就会大发善心，只要和他们吃饭、向他送点礼，表达一下自己的真挚感情，就可以和他们肝胆相照，同仇敌忾，两肋插刀。犹如《三国演义》里的“桃园三结义”那样，一碗酒、一番誓言才可令人“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”。

  因此，乡民家里有事需要打官司，脑子里第一个想法就是“不管好赖，必须请懂法的法律工作者吃顿好的，礼数尽到了，人家自然上心帮忙。”

  作为多年帮助乡民打官司的杨蓉律师，情不自禁地写道，在基层司法实践中，围绕“饭局”所发生的故事很多，有的让你感动，有的让你气愤，让你同样产生清末吾庐孺《饭局》诗中所说的“自笑平生为口忙，朝朝事业总荒唐。许多世上辛酸味，都在车尘马足旁”的感叹。

  因为，个别不良律师在和乡民吃了饭之后，又利用乡民的这种心态，要求乡民除了付出正常的律师代理费用之外，还要拿出一笔供律师和法官吃饭的钱款。并振振有词地向当事人许诺“只要钱到位，摆起饭局搞定法官，事情也就摆平了”。

  最后如果赢了官司，乡民不从自己诉求合理有据出发，却认为是法官吃了自己的酒席才是诉讼圆满的最终的原因；如果最后的判决对当事人不利，当事人就会怪法官吃了酒席不办事，甚至会当面质问法官：“律师从我这儿拿了钱，说请你吃饭了。你既然吃了我的饭，怎么不帮我呢？”

  个别不良律师或法律工作者除了打着“宴请办案法官”的幌子骗取当事人的钱财外，还希望能够通过跟踪法官、法官接受宴请的照片等，来要挟法官在司法裁判中偏袒自己。

  曾有一个不满一审判决的当事人，一直偷偷跟踪办案法官，在上诉期的最后一天跑到法官办公室要求上诉时，气鼓鼓地讲：“自从拿到一审判决书，我就开始跟踪你们，到今天整整13天了。我就是想看看你们下班了会不会跟律师、告状人去吃喝，没想到跟了这么久，竟发现你们挺忙的，好几次看到你们在法院门口的小吃店吃完米线就又回办公室加班了。别说没时间去饭局，正常的饭点都保障不了。唉！我是不服气，但也确实拿你们没办法，还是按你们说的走法律程序，上诉吧。”

  乡民除了请吃饭之外，还会采取送礼之类的办法，搭建和律师、法官的信任关系。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的时候，村民打官司时常常是以“礼”代费：抱一只鸡、提一条羊腿。律师的收入尽管不怎么样，但口福可不差。

  杨蓉的带教律师师傅语重心长地对她说，在边疆，要注意融入当地，不要成天用城市标准来考量咱们律师和当事人的关系。人家是看得起咱们，才给咱们送礼物，就算你不钟爱这一个东西，有时也要收下来，这涉及到“尊重”“看得起”，这对于农村群众而言，是很重要的，如同长征路上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、结为兄弟那样,否则很难赢得了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啊！

  “随着城镇化发展，旧的地缘与血缘关系正在解体，但国民性中关于缘的理念仍在作用，礼是缘的载体，为的是实现信任的快速建构，从而延续乡里乡亲互相帮助的行动逻辑。”

  乡村法治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“饭局”“送礼”等现象，表明从传统的人情社会到现代的法治社会是一个死的拖住活的、旧的缠住新的渐变过程。

  我们法律工作者既不能不接地气，一点也不肯食人间烟火，但最终要拒绝“饭局”、送礼之类影响司法公正的动作。如何拿捏好接地气、但不俗气的分寸，是对云南、或许是所有欠发达地区律师和法官处事水平高低的一种测试。

  上一篇:澳大利亚家庭法院和澳大利亚联邦巡回法院审理家庭案件时,能要求“家庭顾问”提供一份家庭报告,其目的是解决尚未就儿童抚养达成协议的问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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